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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，黄金始终以耀眼的光芒占据着财富的核心位置，中国作为最早发现和利用黄金的国家之一，却从未让黄金真正承担起货币的核心职能。从商周时期的“中币”记载到现代央行的黄金储备，黄金在中国历史中始终扮演着财富象征而非流通货币的角色，这一现象背后藏着跨越千年的历史选择与深刻的现实逻辑。
追溯中国货币发展史，黄金的货币之路从源头就充满了不确定性。先秦时期，《管子》虽有“以黄金为中币”的记载，但实际流通中却以布币、刀币等青铜铸币为主，黄金更多用于诸侯间的朝贡、赏赐而非日常交易。西汉曾短暂出现黄金流通的高峰，帝王对臣下的赏赐动辄数万斤黄金，但这一盛况在东汉戛然而止，赐金次数锐减至西汉的零头，赏赐金额仅为西汉的2%。黄金的突然“失踪”成为千古之谜，有学者认为佛教东传后，大量黄金被用于铸造佛像、法器，北魏天宫寺造像一次就耗费黄金六百斤；也有观点指出，民间窖藏、器物制作和海外流失共同导致了黄金存量的锐减。更关键的是，与古希腊、古罗马标准化金银铸币不同，中国古代黄金始终缺乏统一的形制和称量标准，交易时需反复核验成色与重量，这种不便让黄金难以成为广泛流通的货币，反而让绸缎等更易鉴别、便于携带的物品在汉至唐千年间承担了大额支付功能，白居易笔下“半匹红绡一丈绫，系向牛头充炭直”正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。
进入近现代，中国黄金的货币属性进一步被弱化。民国时期的“法币政策”彻底终结了金属货币的流通历史，纸币成为法定货币的核心形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一套人民币，确立了人民币的法定货币地位，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》则明确了国家对金银的统一管理、统购统配政策，所有境内机构的金银收支必须纳入国家计划，个人和单位不得擅自收购、转让金银。这一政策框架从制度上切断了黄金成为流通货币的可能，黄金的收购、配售、进出口均受到严格管制，个人出境携带黄金有明确的数量限制，企业出口含金银产品需经央行核准。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，黄金逐渐从流通领域退出，转而成为国家储备资产和民间投资品，而非具备法定支付功能的货币。
现代货币体系的运行逻辑，从根本上否定了黄金成为货币的可能性。货币的核心职能包括价值尺度、流通手段、支付手段等，而这些职能的实现依赖于货币的信用基础和流通效率。现代货币是信用货币，其价值源于国家信用和经济实力，而非货币本身的物质价值。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（M2）已超335万亿元，这些货币通过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、债券购买等多元渠道派生而来，能够根据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灵活调节。相比之下，黄金的产量有限且开采成本高昂，无法满足现代经济快速增长对货币供应量的需求，若以黄金作为货币，必然导致货币供应不足，抑制经济发展。同时，黄金的携带和交易成本极高，一枚10克的黄金戒指价值数千美元，既不便用于日常小额交易，也无法适应移动支付主导的现代交易场景，这种流通效率的缺失使其难以承担货币的基本职能。
黄金在现代经济中的定位，也决定了其无法成为货币。尽管中国央行连续12个月增持黄金，截至2025年10月末黄金储备达7409万盎司，但这部分黄金仅占官方国际储备的8.0%，远低于全球15%的平均水平。央行增持黄金的目的并非使其成为货币，而是优化外汇储备结构、分散美元资产风险，增强主权货币的信用基础，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有利条件。在全球范围内，黄金已超越欧元成为各国央行第二大储备资产，但其角色始终是“最终支付手段”和避险资产，而非流通货币。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10月全球黄金ETF吸金82亿美元，日均交易额达5610亿美元，这一火爆场景恰恰说明黄金是投资品而非货币——人们购买黄金是为了保值增值，而非用于日常交易支付。
中国黄金没有成为货币，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也是现代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。从古代的形制缺陷、存量短缺，到近现代的政策管制、信用货币体系建立，黄金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未能满足货币所需的核心条件。如今，黄金依然以其独特的价值属性活跃在全球金融市场，但它早已告别了货币的赛道，成为守护财富的“压舱石”而非流通领域的“通行证”。这一选择背后，是中国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深刻烙印，也是人类货币体系不断演进的生动缩影。